我说《中华通韵》

我说《中华通韵》

星  汉

一

《中华通韵》就要发布了！这是有韵书以来诗韵的一次大解放！

星汉拙文《再说诗韵改革》（载《当代诗词》2006年第3期），其中有这样的话：“现在的各种新韵韵书、韵表都是民间组织操作或是个人行为，缺少权威性。希望有一种官方的诗韵，起码得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认可，然后‘诏告天下’，公布施行。”这个愿望就要变成现实。

隋唐及隋唐以后的韵书，多为官修钦定，是音韵学家们“奉诏”所为。“平水韵”是金朝由其刊行者刘渊原籍为江北平水（今山西临汾）而得名。其书名为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》。请注意书名的“礼部”二字。古代的衙署很难与现在部门相对应，相对而言，封建王朝六部的划分要比现在各部的划分为粗。六部的职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职能上各有伸缩。但是设六部时，礼部包括今天的文化部、教育部、外交部是肯定的。《中华通韵》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，其权威性自不待言。

无论何种韵书，在空间上和时间上，都是对诗韵在全国范围内的强制性的划一，《切韵》如此，平水韵如此，规范新韵的《中华通韵》也是如此。

《中华通韵》划分韵部的依据是什么？那就是“依法依规”。法规是什么？就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《汉语拼音方案》《通用规范汉字表》《汉字内码扩展规范》等。《宪法》规定：“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。”《通用语言文字法》规定：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《汉语拼音方案》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普遍征求和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拼音方案的意见，然后进行分析和研究，最后在1958年2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，作为正式方案推行。既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的，那它就是“钦定”的。其权威性，恐怕要大于历代官修的韵书。当时参与制定《汉语拼音方案》的专家们，其音韵学的造诣，当不会低于当今的某些“学者”。

在当今信息化时代，我们之所以能够通过汉语拼音，在国际通用的字母键盘上向计算机输入汉语汉字，在海量的网络数据库中检索获取所需要的中文信息，得益于当初研制者们的科学务实，更得益于亲自过问、指导研制工作的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陈毅、吴玉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。

2000年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确定了《汉语拼音方案》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“拼写和注音工具”的法律地位。2012年，《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确定了到2020年的工作目标，明确指出要使“汉语拼音更好地发挥作用”。《中华通韵》以《通用语言文字法》为依据，其韵部划分和各韵部韵字内容，服从《汉语拼音方案》的法律地位。

二

教育部、国家语委委托中华诗词学会和江苏师范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进行专题研究，经过两年多的研究论证、教学与创作试验，在此基础上，以中华诗词学会的课题为主，同时吸收两所大学研究者的相关成果，明确提出“不搞南北折合，不搞古今折合”，并按照语言文字规范的文本形式，形成了《中华通韵》规范。中华诗词学会课题组，召开多次会议，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在讨论过程中，有三个方案：“2002年中华诗词学会推出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星汉主编的《中华今韵》15韵，2004年中华诗词学会推行的赵京战执笔的《中华新韵》14韵，还有近年湖北编辑的《诗词通韵》13部21韵。”最后以依据汉语拼音韵母表划分16个韵部，呈报教育部、国家语委会。这16个韵部是：一啊、二喔、三鹅、四衣、五乌、六迂、七哀、八欸、九熬、十欧、十一安、十二恩、十三昂、十四英、十五雍、十六儿。各个韵部的阴平声、阳平声字，即为平声字；各个韵部的上声、去声字，即为仄声字。

诗词界的朋友们都知道，若用平水韵作诗，律绝和律诗除首句可用邻韵外，其余韵字必须在同一个韵目中拣选。有些窄韵字数少，选择的范围就小，这必然使诗人受到束缚，不能驰骋发挥。从理论上讲，韵书就是把所有的汉字分成若干韵目。诗韵的韵目越多，每个韵目得到的字就越少；反之，诗韵的韵目越少，每个韵目得到的韵字就越多。韵目，韵书中韵部的标目，如平水韵上平声的一东、二冬、三江、四支等。平水韵共有206个韵目。韵部应当大于韵目，如《词林正韵》把填词可以通用的诗韵韵目合并在一起。把平上去三声合并为十四部，入声合并为五部，共十九部。《中华通韵》是“按照汉语拼音韵母表把同韵的字归为一个韵部。”凡16部，每个“部”有阴、阳、上、去四声（“儿韵”不全）。窃以为，《中华通韵》的“部”所辖的四声，才是一个韵目。《中华通韵》将不存在“邻韵”“借韵”等术语，但要作律绝和律诗必须在同一个韵目中拣选韵字却是必须的。

倘如此，《中华通韵》按照汉语拼音韵母表划分为63个韵目。与平水韵的206个韵目比较，韵目减少了三分之二强。韵目大减，每个韵目的韵字字数必然大增。诗韵的大解放，必然引起诗词内容的大解放。譬如，我们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们找对象，在一个村子，一个城市，总不如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挑选的余地大。当今国内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，世界范围内的跨国婚姻，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儿，就是因为选择范围大了，搭配也就遂心了。我想，诗词选韵也是同理。

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已经推行60年，任何人都无法撼动其法律地位。据统计，全国已有超过10亿人掌握了汉语拼音。孩子们在小学一年级就学汉语拼音，长大后凭着语感就能押韵。我们的诗词事业，当然要寄希望于后来人，《中华通韵》的发布，难道不是繁荣诗词事业的重大举措吗？

三

我对“儿韵”的归属有一个认识和转变的过程。

2018年4月24日，“中华诗词新韵研究”课题进行结项鉴定。鉴定专家组听取了课题研制情况汇报，审阅了结项材料，对课题组进行质询后，经认真研究讨论，专家组对于课题给予肯定和建议。一致同意结项。结项时，专家组认为：“该课题研究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为法律依据，遵循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和《新华字典》注音，形成了《中华通韵》（十六韵）研究成果。”

上报16韵，是中华诗词学会《中华通韵》课题组和江苏师范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集体的劳动成果。但是当时我本人并不主张将“儿韵”单列一部。我的《今韵说略》一文，载《中华诗词》2002年第1期。其中有这样的话，“如果把它单列一个韵部，用这个韵部作诗是很困难的。历来的韵书都是和-i韵合并使用。我们今天只能把它并入衣(i)韵。”我在《再说诗韵改革》中又说：，应当说发er音的字，有独立列一个韵部的资格，但是字数太少，只好给它找个“挂靠单位”。如根据古今音变的规律，应该说“挂靠”到“衣韵”是相对合理的地方。我当时觉得，“儿韵”犹如孤零零的一小股队伍，其队员又大多是“近亲繁殖”。虽然有“番号”，但这样羸弱的队伍，要完成一次任务，几乎不可能。我们不说“挂靠”，不说“归入”，就是“塞入”，也要把“儿韵”这些韵字“塞”到一个相应的地方。如果硬要“独立”，不啻将其推入“苦难的深渊”。

中华诗词学会2019年1月31日，在报送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（标准）审定委员会的“中华诗词学会关于提请审议《中华通韵》（送审稿）的函”称：

2018年9月至11月，教育部语用司通过全国31个省（区、市）教育、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向全国教育系统征求对《中华通韵》的意见。中华诗词学会向全国各省（区）市诗词学会，并分别召开北方片、东方片、北京片、中西南片宣讲座谈会，向诗词创作界人士征求对《中华通韵》的意见。从各渠道反馈情况看，绝大多数赞成制定以通用语言普通话为语音基础的新韵书，认可《中华通韵》韵部划分和韵字确定。对不同的意见反映，在求同存异原则下，予以积极采纳。对具备独立成一个韵部的第十六韵部儿韵，经过进一步慎重研究，确定作为附韵，附在韵目表后。儿韵部的韵字，也附在韵字表后。既与“儿”在韵母表中的位置相一致，也利于创作时查找使用。对听觉上有细微差别的三鹅韵，在其韵字排列上，采取了鹅韵字、耶韵字、约韵字单独排列的方法。创作中，通押时，把三部分的韵字看作一体；分押时，则可单独使用。四衣韵的韵字排列也采用这种方法。这样处理，既解决了韵字之间的差异性问题，也为诗词创作提供了选择的多样性。

   我是《中华通韵》课题组的成员之一，完全赞同这个“送审稿”，将“儿韵”作为“附韵”，附在韵目表后。不单是“儿韵”的问题，就是“对听觉上有细微差别的三鹅韵”“四衣韵”，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。在2019年3月13日召开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会议上，我明确表示：放弃我原来的观点，将“儿韵”作为附韵出现在《中华通韵》里。

我原来的想法是，每个汉字都必须发挥“韵”的作用，都能在韵脚上出现。这种想法，理论上应当是这样，但是在具体操作中，是不可能的。像“儿韵”中的生僻字“峏”“毦”“咡”等，当然不会出现在传统诗词的韵脚上，就是常用的“儿”“耳”“二”，出现在传统诗词韵脚的几率也是很少的。这样说是不是“儿韵”的所用的字就都“报废”了呢？当然不是，它们照样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诗词的句子里。

《中华通韵》里其他韵目里，也有许多生僻字不适合用来押韵的字。以往的韵书，概莫能外。举个平水韵的例子。《红楼梦》在第四十九回《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》里写到，大观园里的年轻人要作诗，“题目是即景联句，五言排律一首，限二萧韵。”到了第五十回《芦雪庵争联即景诗　暖香坞雅制春灯谜》，薛宝钗对史湘云说：“你有本事把‘二萧’的韵全用完了，我才服你。”平水韵的“二萧”韵有430余字，常用字也有120多个。把一个韵目的字全部用完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李纨道：“够了，够了。虽没作完了韵，腾挪的字若生扭，用了倒不好了。”我们数一下，这次活动，也只有35个韵字。李纨的话，显然就是曹雪芹的用韵主张。所以说，有些汉字，不宜用作韵脚是常有的事儿。当然，如果故意“找茬儿”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

四

在没有发布《中华通韵》之前，我主张诗韵改革，但是作诗仍用平水韵，填词仍用《词林正韵》。作诗填词时，为使音韵和谐，尽量把平水韵和《词林正韵》中的有些韵目、韵部，用普通话读来两个以上韵母的分开使用，这就加大了作诗填词的难度。如用平水韵十三元写的两首七律。

封疆重造展平原，百里新城赤帜翻。灯塔高牵朝日起，货轮远去大洋喧。移山久蓄愚公志，填海却无精卫冤。纵使诗雄难振笔，删除惊叹我无言。——曹妃甸工业区

也随李杜放吟魂，自信诗章传子孙。两岸山开新蜀道，千年浪涌老夔门。市民起舞腰身健，游客回船话语温。白帝城头夕阳好，暂收故事送黄昏。——向晚登依斗门

前者，没有“魂”“孙”“门”“温”“昏”诸音，后者没有“原”“翻”“喧”“冤”“言”诸音。这样做的目的，当然是为了读者用普通话读起来好听。本来平水韵每个韵目的字相对《中华通韵》要少得多，我再把平水韵有的韵目人为的分开使用，同时要照顾平仄和对仗，其“艰难”可知。除了平水韵中“四支”“十三元”这样的韵目，即便是其他平水韵的韵目，检点平生所作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，我没有出韵的现象。有时，还有意使用窄韵作诗。如《钓鱼城感赋》：

拨开烟雨访南邦，舒展诗人眼一双。大宋山河留二蜀，蒙元魂魄葬三江。挥戈死士犹迎战，奉表皇家已乞降。伫立城头频望远，天边云浪灌胸腔。

以上所举各例，虽然都能“凑合”着看，但毕竟算不上什么好诗。我之所以如此用韵，是因为在《中华通韵》发布之前，没有一个像平水韵一样由国家层面公布的韵书。我守“规矩”过于严苛，加之对语言文字的驾驭功夫多有欠缺，诗句难免避免削足适履、词不达意的现象。由此也受到诗友或是学者的批评。

《心潮诗词评论》2015年第3期载栾睿教授《星汉诗词创作指瑕》一文，就指出2014年我写的七律《四平战役纪念馆见林彪蜡像作》中“四战四平扬四野，三军三载控三江”一联的问题所在。“星汉巧则巧矣，难则难矣，但此联总显牵强生硬。”“星汉之所以用窄韵、险韵作诗，一是有关诗韵的保守态度在作怪，二是逞才使气使之然。这类诗作‘难能’，但未必‘可贵’。”

我在拙著《天山韵语·后记》中，说自己在用韵上是“两面派”。2006年第1期《中华诗词》刊登尹贤先生《致星汉》的公开信中说：“我相信您不会怀疑诗韵改革的正确性和必要性，您早就说过‘我主张诗韵改革’，可是您的实际行动呢？这些年，您写的诗不少，出的诗集不止一本，但请问其中有几首是新韵诗词？您坦白的说自己是‘两面派’，尽管还提出过《中华今韵简表》，可实际上写诗仍用平水韵和《词林正韵》，一直保留入声。”“我认为诗韵改革之所以收效甚微，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：这样的‘两面派’不止一个，这样的‘两面派’出自高层，影响非同小可。”

《贵州诗联》2010年第3期发表的陈正非先生《诗词家的尴尬》一文，并称之为“星汉怪圈”。陈文认为星汉在诗韵问题上“直率”“睿智”“圆通”。尹贤先生又在《贵州诗联》2010年第8期发表了《诗词家怎样才不尴尬――与陈正非先生商榷》一文。其中有这样的话：

如果是刚步入诗坛的人，未成名的作者，要看名家的脸色，要揣摩“婆婆”的好恶，是可以理解的。而星汉声名鹊起，已经驰誉全国，诗坛行家里手也敬他三分，他做了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，也当了“婆婆”，怎么还是这种小媳妇心态呢？您口称要等到新韵统一正式颁布才用，那不成理由，那是托词。因为‘新韵统一正式颁布’没有时间表，遥遥无期。

星汉在有生之年，等到了《中华通韵》的发布，何其幸也！

“两面派”是我“自封”的，也多年这样实践着。对于这个问题，曾做过深层的考虑。我想，如果我使用不够完善的新韵作诗填词，也许会给反对新韵的诗友留下“口实”：星汉不懂平水韵，不会使用平水韵，所以才提倡新韵。有这种想法的诗友，恐非星汉一人！

我把诗友和学者批评星汉的文字，现在呈献给这篇文章的读者，只是想以一个老诗人（假如还算得上诗人的话）的身份说明我用韵的“艰难”过程。“因为从旧垒中来，情形看得较为分明，反戈一击，易制强敌的死命”（鲁迅语）。这个比喻，不是很恰当。平水韵算是“强敌”，但是没有必要使其“死命”。“双轨并行”嘛！但是“情形看得较为分明”，却是实情！

我曾“赌气式”的写过几首“新声新韵”的诗。其中一首2003年写的《周仲生先生大著将付梓，以今韵一律为贺》，收入拙著《天山东望集》中：

今韵今声脱颖出，草原无惧小牛犊。神州久旱来新雨，山径难行斩恶竹。机器人能登月殿，古装客请住茅屋。与时俱进非空话，何不心服更口服。

这首诗（假如还算作诗的话）当然是新声新韵，但韵脚全用今读平声的平水韵中的入声字，多少还有些使气的味道。

《中华通韵》正式发布后，星汉打算“改换门庭”，用《中华新韵》作诗填词。用平水韵的诗友们不妨也试着来。开始可能不太习惯，慢慢来，习惯成自然。我坚信在《中华新韵》的广阔草原上，“草原无惧小牛犊”将会更加牛气！